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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的监察御史体系是如何建立的?如何挑选御史?

明朝时期建立了御史监察体系,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,和大家一起分享。

以史为鉴可以明古今,翻开尘封的历史,看着朱元璋从草莽中建立明朝,成为一代皇帝,不得不令人感慨命运的造化神奇。当明朝新立,朱元璋深感前朝朝廷腐败,百官贪墨对底层民众带来的苦难而最终招致灭亡的教训,遂将箭头瞄准吏治,尤其充分发挥御史对百官的监察作用,起到一定震慑百官,肃清官风的效果。

随着选用监察御史官员的变化,反映出明朝监察体系逐渐从完善到败落,从而对明代政治走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可以说,当明朝御史监察失去了其作用的时候,明朝百官也便失去了相应的约束与监督,从而造成了整个朝廷的贪污腐化之风滥行,最终敲响了明朝败亡的丧钟。

明朝御史监察体系的建立

1.从元朝“御史台”说起

朱元璋对元朝统治者的痛恨,远远没有对元朝贪官酷吏的痛恨强烈得多。这也是明朝初期整顿吏治的缘由之一。一个王朝的毁灭,往往是从底层官吏的贪污酷刑开始的。因此,明朝初期对百官的监督极为重视。

“立中书省以总庶务,立枢密院以掌兵要,立御史台以纠弹百司”。

按照元朝遗制,御史台与中书省、枢密院并列,是最高行政机构之一。当明朝刚刚建立,朱元璋尚且无力顾及机构改革之时,便沿用了元朝的御史台制度。

2.明初全方位机构改革——胡惟庸专权

出身草莽的朱元璋,应该是最心知肚明——所谓天子皇帝,不过是人人皆可得而自己抢占了先机。为了巩固皇权,朱元璋不得不加重对百官的监督力度,其中一个重点对象就是胡惟庸。

“总中书政,专生杀黜陟,以恣威福。内外诸司封事入奏,惟庸先取视之,有病己者,辄匿不闻,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”。据记载,胡惟庸当时专权乱法,以至自取灭亡。朱元璋为何重用胡惟庸,反而屡屡贬黜刘伯温?究其原因,还是朱元璋老谋深算。胡惟庸比刘伯温更易于掌控,因此当胡惟庸肆意专权弄势,意欲造反还没来得及有所行动的时候,就被朱元璋诛灭了九族,连同功高震主的李善长也受到牵连而死。这时机,也恰恰是朱元璋想要削减相权,加强皇帝权力的最好时机。

明太祖采取果断措施,诛灭了胡惟庸党羽,剪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。同时,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度,而由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,进一步加强皇权,对明初所设机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。

3.从“御史台”罢黜,到“都察院”创立

“胡蓝之狱”,是指胡惟庸谋反案与蓝玉案的并称。胡惟庸因为谋逆之罪,被朱元璋牵连诛杀的人数达到三万多,而武将蓝玉被告发谋反获罪后,不仅全族受到诛连,甚至一万五千名受此案牵连的公侯伯爵和文武官吏也遭到杀害。

这不仅是朱元璋收敛皇权的时刻,也是清洗吏治贪污的时刻。史载“十月丙子,罢谏院,更置都察院,设监察都御史八人,分监察御史为十二道,铎官从而改焉”。也就是兴起胡蓝之狱的同时,明太祖废止了御史大夫,似乎着力设置谏院以取代御史台,履行监察职能。

“国家立三大府,中书总政事,都督掌军旅,御史掌纠察”。

明太祖朱元璋随后对监察机构进行了改革,将“谏院”改设立为“都察院”,完成了监察机构的设置。当时由于品秩太低,谏院不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监督职能,因此,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定察院定为正三品。次年又定为正二品。

明朝初期御史选用标准的人为界定

1.朱元璋——廉直、奉约束

明朝初期,朱元璋对御史人选的标准有着明确的个人喜好特征及现实要求。以当时选用的御史官员来看,例如刘基——“元至顺间,举进士,除高安丞,有廉直声”。因此,“廉直”成为御史的一大品格特征。此外,还有汤和。此人的历史评价为“奉约束甚谨”,可见对于御史而言,其监察百官的职能对个人操守,尤其是对坚持个人原则及遵守规则约束方面均有较高的要求。

2.朱棣——清谨、介直

“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。清则无私,谨则无忽,介直则敢言。不能是者,即黜之”。

明成祖朱棣时期,对御史选用按照如上要求,并着重强调“介直”敢言。将“青天”之誉,压于一人之身,强调一官监察百官的功能性需求上。总体而言,整个明朝在选用御史方面的标准,是基于“介直”这一秉性之上的。

明朝御史选用的现实问题

朱元璋对“都察院”尤为重视,更将官吏的整治视为重点。因此,在设立“都察院”之后就接连提升了其官阶地位,更将其视为“百司仪表”,就是指望御史监察百官的职能得以展现,从而成为百官的楷模对象。

1.劾官之官——御史们如何可为百官表率?

任何朝代初期的皇帝,由于对前朝的腐败有着切身感受,而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及受到时刻的警醒,可后继的皇帝们则往往不可避免地陷于昏庸无道。

“御史掌纠察,朝廷纪纲尽系于此,而台察之任尤清要。卿等当正己以率下,忠勤以事上,毋委靡因循以纵奸,毋假公济私以害物。”朱元璋曾对监察御史大人们如此说。朱元璋以为只有“正己”才能达到“率下”——即成为百官表率的作用,因此培养一个人的廉耻,使得其能够时刻三省吾身而“正己”便难能可贵。可实际上,当政事清明,贤臣聚聚,诤臣有勇的时候,这种以君主为核心的监察体系尚且可以发挥有限的作用,而一旦统治体系腐化,这种监察体系便不值一提。

2.政见之争——御史们的堕落从何开始?

纵观整个明朝,其实监察官员品秩不是很高,然而由于“监察御史们”拥有弹劾百官的权力,其威严也令人震慑。如果监察御史们的存在,是为了监察百官,那么谁来监察这些监察御史们呢?这一点,从监察体系发挥一定作用的明朝前期来看,似乎只能苛求于监察御史们的内心操守。

“本以折奸邪,理冤抑,纠正庶事,肃清纪纲以正朝廷。而元末台宪每假公法挟私愤,以相倾排,今日彼倾此之亲戚,明日此陷彼之故旧,譬犹蛇蝎,自相毒螫,卒致败亡而后已,如此则何以为台谏也。今卿等司风纪,当以大公至正为心,扬善遏恶,辨别邪正,不可循习故常,挟公以济私,苟或如此,不惟负朕委任,亦且失其职守矣”。

明太祖朱棣以为,身为监察御史,最重要的是不能“挟公以济私”。在封建王朝中,监察御史几乎以俗人之躯,担当了神圣的公法之责,看视着整个封建王朝百官系统的正常运行。他们一方面要对君主负责,时时刻刻对君主显示出足够的忠诚,另一方面还要对百官监察,应对百官的贪污腐化甚至阴谋乱法,此外还要时刻保全自身,以及保全自身最初监察百官的初心。一旦监察御史不能秉公持正,甚或有所私心,往往会将自身监察百官的权力滥用,从而导致卷入政局混争,并将御史监察的职能变成对付政敌的手段,进而引起政局混乱,甚至导致朝纲不稳。

3.不要让御史们徒然成为“悲情御史”

为了更好地行使“监察百官”的职能,明朝初期对御史的要求极为严格,到了中后期却出现御史缺乏的现象,而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,主要有两点:

第一、出任御史风险高,要求太过严格。例如普通的十三道监察御史,其品秩不过是正七品,官俸当为七石五升。然而朝廷赋予的职责却十分大,不仅要监督百官,还对自身各方面才能,无论是情商智商还是从政经验都有较高要求。

第二、对御史进行保护的制度设计不够充足。监察是一项风险高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。虽然在明朝初期,曾有一些制度设计对这些特殊的官员进行保护,但是明朝中后期反而出现了御史们“为官不正”的腐败现象,因此又不得不增加对御史们的监督,导致御史监督的诉求自相矛盾。

“悲情御史”是民众对于苦难生活的呐喊,是无数被底层酷吏压榨的呼救,然而仅凭一个御史真的能救万民于水火吗?明朝初期,御史们尚且可以有成为“悲情御史”的机会,而到明朝中后期,随着皇帝昏庸不理政事,朝廷迅速被百官腐化,此时监察御史们早已脱离了监察的最初理念,而伴随着监察御史选用崩塌的,也是整个明朝政治走向的腐化与败落。

结语:

君不君,则臣不臣,而民欲求安,难矣。因此,封建社会中由上而下的单向道统治,仅仅依赖“青天大老爷”是可悲而无望的。当明君临世,如汉武帝不能求民以安,如李世民不能求民以和,如康熙帝不能求民以食,既逢盛世也无法给予黎黎生民以温饱和安生,况且历朝各代昏庸之辈又远多于贤明之君,可见民生之难。“青天大老爷”既是民众的救星,也是民众的咒语。

只有“介直”的民众,才可以真正实现对百官的监督。当人人皆自称“青天”,民众皆有“介直”之性情,百官才会有真正的忌惮——当百官忌惮一个御史的时候,百官是容易攻陷御史的,而当万万千千的民众让百官忌惮的时候,御史又何须悲情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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